上海“疫”中生活品保供難題：為什麼？如何解？香港中通社上海4月9日電（特約記者 莊滬生）四月以來，上海戰“疫”再遇新難題。在突破十萬、不斷攀升的感染者總量和已近十天的全域靜態管理之下，“如何保障民生物資供給”成為眼下上海艱苦戰“疫”中最為突出的問題。
香港中通社圖片 一方面，上海官方始終在表明“新鮮菜肉蛋奶等生活物資總體充沛”，加之全國各省市“八方援滬”，物資供應不成問題。但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上卻頻繁出現上海市民“搶菜難”，發起“民間自救”等信息。 上海民生物資保障何以在官方與民間視角形成如此“分裂”？有業內人士指出，從物資供應點到百姓餐桌，實則存在著多個“堵點”。 一是由於前期疫情封控政策，電商大倉集配中心和遍布全市的前置倉，查出一人確診即全倉關閉，同時，數萬名快遞小哥被封控在各自社區，造成物資運送“最後幾公里”的堵塞。 二是各封控社區進行“疫”中保障服務的基層工作人員數量與龐大的社區居民體量不成比例，“盡管有不少志願者加入，手提肩扛地盡力送貨到戶，但面對動輒數千人的社區，‘最後一百米’仍難面面俱到。” 而無法忽視的是，作為全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戶籍人口“三人行必有一老”，構成“疫”中物資保障的多重難題：老年人“數字鴻溝”使其難以通過電商平台購買物資，必須依賴社區“配送入戶”；同時，大量獨居老人、超高齡老人、病患群體也需基層工作者“一人一策”點對點服務，使本就有限的人力資源捉襟見肘。 有學者指出，此次疫情，使上海原本高效的“小政府大社會”城市運轉體系的諸多支撐點都受到了不同程度衝擊，這是上海此番“為何民生保供問題格外突出”的症結所在，與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對此“上海必須及時進行政策調整和渠道轉換”。 “超大城市應建立起與常態化運行治理所不同的一套‘戰時’應急機制，”專家建議，如可建立“疫”中維持民生運轉的核心人員專門檢疫通道，并對這一群體在防護服、N95口罩等防疫物資供給上予以保障。 由此在特殊時期，可充分調動和利用市場、社會、民間等多方力量，而不是全部依靠政府代勞。專家指出，在上海，發達的電商平台有著極為成熟專業的配送體系、流程和人員，也是老百姓最為熟悉的模式，這種力量是政府和少數大型國企無法替代的，“政府的手應在後端，為市場力量做政策賦能，為特殊群體保障進行托底。” 所幸，上海已在積極進行政策跟進，努力打通民生物資保障堵點。6日，官方宣佈對外賣騎手等一線工作人員每天開展1次核酸檢測和一次抗原檢測，釋放運力的同時做好“人”“物”“場”同防控；同時推廣建立區級集採集配、街道領運分撥、居委社區直送到點的三級聯動保供體系。當前，餓了麼、美團、盒馬等各大電商平台已召回外賣騎手和專業分揀人員近萬人。 9日，上海再次宣佈，封控區和管控區電商前置倉、超市賣場、生鮮菜店、連鎖餐飲、藥店等商業網點“應開盡開”，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區的快遞小哥等保供人員返崗“能出盡出”，同時建立由社區幹部、物業人員、志願者和其他專業人員組成的生活物資保障社區服務隊伍，做好“最後一百米”到家服務。 運力釋放也使更多電商加入“戰疫保供”，8日夜間，不少市民已在重新開放配送的京東、拼多多等電商平台上下單，感嘆終於“心裡有底”。 學者建議，經此一役，上海應制定出一套明確的城市應急保障條例，如以“官方指南”形式使社會各方明確風險，獲取標准化的應對措施等，由此可在將風險降至最低的情況下，保證城市物資供給和基本功能。 “超大城市如何在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中做足做好民生保供是‘全球難題’，而複雜度極高的上海正在做‘探索者’，其中暴露出的問題和因地制宜的改革，將不失為日後全球城市建立完善應急機制、增強城市韌性的經驗借鑒。”（完）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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