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來到。回憶去年此時，武漢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這座城市通過果斷的“封城”，為中國抗擊新冠疫情贏得了時間和機會。彼時，“武漢加油”成為最振奮人心的口號。

　　當時，網絡還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加油”二字與被譽為“武漢城市之父”的張之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張之洞的父親張锳當年在貴州安龍當知府時，經常在夜裏派差役在全城巡邏。遇到有讀書人挑燈夜讀時，便將讀書人的燈盞加滿油，於是有了“加油”說法。雖然並沒有明確的史料支撐，但“加油”源於張之洞父親的說法在去年春節的盛行，表達了人們對於武漢的衷心祝福。

　　如今的武漢，早已恢復了她此前的活力。回首百年前的歷史就會發現，這座城市的近代化，晚清重臣張之洞功不可沒。很多人知道，張之洞在武漢創辦了許多新式學堂、軍用工廠以及官辦民用工廠。其實，他還制定了一系列的產業政策，推動湖北農業、手工業以及商業等諸多民營工業的發展，這一點往往被很多人忽視。

張之洞(1837-1909)

　　需要指出的是，開始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洋務運動，是晚清洋務派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挽救清朝危局的自救運動，它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諸多積極變化，1895年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歷時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也宣告失敗。但是，洋務運動並沒有中斷，相反，中國的多個中心城市開啟了興辦民營工業救國救亡的“再運動”。武漢正是得益於這股熱潮，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成為中國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

　　1889年，張之洞從兩廣總督轉任湖廣總督，開啟了長達18年的主政湖廣的新歷程。此時的張之洞，在經歷了中法戰爭的洗禮、兩廣總督時對新式工業的嘗試以及洋務運動的失敗後，對於如何發展民族工業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而在武漢，隨著民營資本的興起，又為他大展拳腳提供了條件。天時地利等諸多方面結合在一起，張之洞與武漢，在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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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工廠設備從廣州運至武漢

　　如果不是光緒七年(1881)，四十五歲的張之洞受命為山西巡撫，他在京師的“清流黨”生涯會持續更長時間，但或許他的人生不會如此精彩。

　　所謂清流黨，並無實際組織，他們是當時朝廷中因談論時政而頗有名望的士大夫的松散聯合。同治光緒時期，清廷為顯示“中興”氣象，朝廷周圍有一群敢於犯顏的直諫者。值得玩味的是，此時正值洋務運動的鼎盛期，慈喜太後既要借重奕、李鴻章等人施行“洋務”，又擔心權勢旁落，她就利用清流黨人，以牽制炙手可熱的洋務大臣。

　　在山西，張之洞采取了整頓吏治、清理財政以及戒煙禁毒等措施，但仍然無法革除弊端。他隱隱察覺到依靠以往的聖賢之書，無法帶來期待的效果。恰好，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一直在山西推廣西方科技知識，張之洞與李提摩太有了深入的接觸後，逐漸對“西技”、“西藝”有了認識，這正是張之洞從清流派轉向洋務派的契機。

　　正當他在山西意欲大展拳腳之時，中法戰爭一觸即發。光緒十年(1884)，清廷任命張之洞為兩廣總督，主持對法戰務。到任後，張之洞采取了一系列開明措施，取得了鎮南關大捷。在戰爭中，張之洞直接目睹外部世界的變化，直接加速了他轉向洋務派的進程。

　　在兩廣總督任上，張之洞首先著手開辦與國防、軍事相關的事業，其中槍炮廠是重中之重。光緒十二年(1886)，他在廣州城北創建槍彈廠。第二年七月，他又籌建槍炮廠，選定廣州西北四十裏的石門作為廠址，還向德國訂購制作克虜伯炮的機器，因為一直在籌備所需的款項，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七月，張之洞才正式上奏，報告籌建槍炮廠情形。

　　不過，僅僅幾天後，張之洞便被調任湖廣總督，向德訂購的制造槍炮的機器則直接移運至湖北，不久便建成湖北槍炮廠。

　　在廣州時，作為軍工廠的配套工程，張之洞還於光緒十三年開設廣東水陸師學堂，按照北洋水師堂和福州船政學堂的章程，聘請外國教習，傳授各門課程。兩年後，張之洞又增設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等科目，每科招生三十名，為當時的兩廣地區培養軍事、洋務人才。

　　從在廣東的這些舉措可以看出，張之洞已經完全褪去了清流黨人“援引經旨，侃侃諤諤”的印跡，而正式走上“求強”“求富”的“洋務”之途。同時也能看到，他在武漢制定的一系列產業發展政策，在廣州早有雛形。

　　甲午戰爭後鼓勵民間工商業

　　從1889年開始，張之洞開啟了長達18年的湖廣總督生涯。這段時間也是“洋務運動”末期到清末新政的時期，張之洞顯然是感受到了中國產業經濟發展的變化。從兩廣總督轉任湖廣總督後，他除立即著手建設軍用的槍炮廠、制鐵所等工廠外，還籌建了民用的織布局(1890年成立)和紡紗局(1894年成立)。

　　關於織布局還有一段小故事。李鴻章早在光緒八年(1882)便在上海創建了織布局，而且奏請“十年以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也就是取得紡織專利權。張之洞在廣州時，也打算發展民族機器紡織業。為了避免糾紛，張之洞特意致電李鴻章，說明廣東創辦織布局只是供給廣東市場，不會侵犯上海的利益，李鴻章也同意了張之洞的想法。當時，張之洞將布樣及國產棉花樣本寄給駐英公使劉瑞芬，請他在英試織，並訂購機器。光緒十六年(1890)，這批織機從英國運抵廣東，此時張之洞已經在湖北，他與繼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商議後，將這批織機轉運至湖北，建成了湖北織布官局。

　　張之洞建設民用產業的意圖十分明確，就是以求富為目的，填補軍用工廠的巨額耗費。在此之前，洋務運動期間的張之洞，並沒有對民用產業表現出十分積極的姿態，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洋務派官員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此前三十年以軍用為中心的洋務運動成果付之東流。

　　1895年張之洞向朝廷上奏《籲請修備儲才折》，其中對產業政策方面的轉變最為引人關註，他在“速講商務”中提出：“中國上下之勢太隔，士大夫於商務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護商之法”，這個重商的認識與此後不久形成“日後中國豈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的思想，體現了張之洞對培育近代新式商人、發展新式商業的突破。

　　這種突破也使得張之洞在湖北省內著手獎勵開設工廠、振興地方農業和手工業等，再經庚子年義和團事件和清末新政，他在湖北省內建設了一套較為具有完整體系的產業政策。

　　張之洞在1901年五六月間，和兩江總督劉坤一上奏了洋洋三萬字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系統地勾繪了一套切實可行的新政藍圖。第一折主要是文化和人才培養，包括“設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四項。第二折主要涉及內政整頓，包括官吏選任方法改革；解散各省駐防八旗，鼓勵旗人學習士農工商兵各業等。第三折涉及軍事、經濟的改革。經濟方面主要包括振興農業、手工業，開發礦山、勸設工廠，並制定了“礦律”“路律”“商律”等政策，提出了“行銀元，取印花稅，擴郵政”的構想。

　　張之洞上這三折的直接原因就是甲午戰敗和庚子戰敗之後，中國被迫支付巨額的外債和賠款所需。為了支付這些費用，當時湖北省的鹽課、貨厘、江漢關稅以及宜昌關稅等被用於支付“俄法借款”，田賦、鹽厘、煙酒糖稅等用於賠付“庚子賠款”。沈重的賠付金額導致此前地方督撫失去了關稅和厘金的收入，無力推進洋務運動，地方財政極為窘迫。張之洞感慨：“若百事俱廢，專湊賠款，將興學練兵，農工商務，一切養民治民衛民之自強要政，概行擱置不辦，則民心日渙，士氣日離，國勢日微，外侮日甚，內亂將作，大局亦必難支。”

　　面對嚴峻的現實，如何重新構建支撐中國社會的生產基礎，就必須進行產業政策的調整。張之洞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今日中國救貧之計，惟有振興農工商實業，勸導民間仿用機器制造，以外塞漏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註)，內開民智，尚是一線生機。”正是對“一線生機”的堅持，張之洞面對巨大的外部壓力，在湖北推行了中國經濟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再運動”內生性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