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中央為何格外重視香港的工商界時下的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人們注意到，中央對香港工商界格外重視。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出席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慶典期間，接見的香港各界人士代表中，有不少是香港工商界人士。 前不久，中央批准了香港工商界人士提出的入境隔離“3+4”安排模式。最近，中央涉港部門邀請了多位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聽取他們對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意見。 中央為何格外重視香港的工商界？可以說，這是香港重回正軌的標誌，也體現出工商界在香港發展中的角色更加吃重，中央希望工商界在香港“由治及興”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回歸商業城市的需要 香港因港口而興，“商業城市”是香港這座城市的基本定位。國際上的主要商業城市大都有以下的特點：大氣、包容、多元，有契約精神。 香港自開埠以來，總體上保持了這些特點，這也是香港能成為“自由港”的奧秘所在。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香港形成了遠悅近來、中西合璧、和諧共處的社會環境，不同國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人，都能在香港這塊土地上實現自己的夢想。 但近些年來，香港走了一些彎路。香港的政治味道太濃，“泛政治化”傾向嚴重，無論大事小事，都會被人做政治解讀，動輒上綱上線，導致了不少人對內地、內地同胞的誤解，最終釀成了2019年的“修例風波”。 現在回頭看，那段往事不堪回首，如噩夢一般，給香港造成的巨大創傷需要很多年才能癒合。 在經歷了風風雨雨之後，香港這艘船校準方向，繼續向前。 人們已拋棄那些不著邊際的政治要求，不在“一國”多一點、還是“兩制”多一點的問題上糾纏不休。愈來愈多的居民認識到，“一國兩制”早已通過《基本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做出了準確定義，沒有可爭議的空間，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埋頭解決自身發展中遇到的經濟民生問題。 如果香港內部矛盾成堆而不去解決，卻要去爭這個爭那個，經常與國家鬧別扭，只能說明“港人治港”的水平不高。從這個邏輯看，香港必須回歸商業城市本色，重拾“重商”傳統。 唯有回歸商業城市本色，香港才有出路。對此，香港內部其實已經覺醒，中央也有意從背後“推一把”。 隨著內地經濟規模愈來愈大、創造的機會愈來愈多，香港的最大商機在內地。中央在制定政策時，都會充分考慮“香港因素”。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央格外重視香港工商界的意見。 構建“緩衝地帶”的主力 從中央的角度看，香港最值得珍惜的是什麼？ 習主席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慶典講話中指出：“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從來都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慮，從來都以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香港居民很珍視，中央同樣很珍視。”這兩句話具有非常深刻的內涵，需要香港居民細心領悟，並在今後的日子裡，通過一件件的事情去印證。 在香港，總有一些人擔心中央會讓香港變成一個內地城市，令香港失去獨特優勢。這完全是杞人憂天！ 香港現在的經濟總量已小於深圳；況且，香港收入全部用於香港，中央不會拿走一分錢。把香港變成一個“內地城市”對國家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其實，中央最看重的是香港“聯通世界”的獨特作用。 過去，有人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認識不清，但今年以來，從俄烏戰爭、佩洛西竄台導致的台海危機兩件事可以看出，世界各國“站隊”的趨勢愈來愈明顯。 美國及其鐵桿盟友加緊了對中俄的圍堵和打壓。由於中國超大的經濟體量和驚人的發展速度，美國更擔心中國搶佔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可以預測，不管誰當美國總統，不管美國哪個黨執政，中美博弈都會持續很長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可能在核心利益上讓步，雙方都很強硬。 這情形令人想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劍拔弩張時，香港發揮了“緩衝”的作用。是的，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美之間同樣需要“緩衝地帶”，而香港完全可以成為“緩衝地帶”。 構建“緩衝地帶”的基本做法，是淡化意識形態之爭，由商業唱主角。從這一大格局看，就會認清香港的特殊之處，中央真心實意地希望香港保持獨特優勢不變。 香港工商界與中國內地、與美國及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都有密切聯繫。在國與國的關係中，經常會出現“政冷經熱”的情況，如果中美之間官方往來變“冷”，要保持經濟往來的“熱度”，香港作用就非常重要，香港工商界是主力軍，是重要橋樑、紐帶，可以有大作為。 化解經濟民生難題的幫手 中央一直希望香港聚焦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要求特區政府扛起主體責任，盡快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用實際行動取信於民。 要求是提給特區政府的，但中央深諳港情，香港“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由來已久，如果沒有工商界支持配合，政府推進工作會非常吃力。 在香港，一些主要大企業、大集團、大公司的業務範圍覆蓋了市民衣食住行等諸多方面，經營的業務也延伸到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不僅對香港經濟民生影響力十分強大，而且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拓展全球市場方面能量巨大。 像習主席今年6月30日在香港會見的香港各界人士中的工商界代表裡，長和主席李澤巨、恒地主席李家傑、信和主席黃志祥、嘉里控股主席郭孔丞、麗新主席林建岳、嘉華主席呂志和、金威集團主席吳良好、遠東地產主席邱達昌、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等等，都是這方面的翹楚和代表人物。 在香港，還有大批中小企業，他們為打工仔提供了就業崗位，他們活得好壞直接涉及民生。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已有不少中小企業結業倒閉。最令人感慨的是香港珍寶海鮮舫的結業。珍寶海鮮舫建於1950年，已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和旅游地標之一，無數大風大浪都過來了，卻在疫情中倒下，可見經濟形勢之危難。 此外，在解決“住房難”與“供地難”、打通青年人上流通道、扶貧安老等方面，都離不開工商界的支持配合。可以說，在特區政府致力解決的一系列經濟民生難題時，都需要香港工商界鼎力相助。 中央與特區政府、香港民眾的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香港盡快走出經濟低穀、盡快在改善民生上有更大突破。中央格外重視香港工商界，正是希望一起為這個目標努力。 顯然，香港工商界已經讀懂了中央意圖，作出積極回應。上下同心，政商聚力，這種聚精會神謀發展的態勢令人欣慰！ （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編輯：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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