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同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舉行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中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交換了看法，達成了重要共識。

最近一段時間，中美關係出現了一股和風。繼9月中旬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會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馬耳他進行了多輪會晤之後，中美的高層互動密集。

9月27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在華盛頓與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舉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強調中美在亞太開展良性互動符合雙方利益。

9月27日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舉辦國慶招待會，康達等高官出席致意，釋放出美中持續修好善意。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致辭表示，近期中美關係出現了一些止跌企穩的積極迹象。

圖源:新華社

中美高官互動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建立高級別交流溝通機制。近日，中美雙方宣布成立“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經濟工作組”由中美兩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金融工作組”由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加上此前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期間宣布成立的中美“商業問題工作組”，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共有3個工作組。這意味着中美之間恢復了2018年以來中斷的經濟對話。

中美關係的這些最新變化意味着甚麼？對於香港來說又有蘊藏着哪些機遇？這是值得深入觀察和思考的問題。

作為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如果出現戰略誤判，不僅會傷及雙方，也會波及其他國家，因此建立溝通對話機制非常重要。

兩國間斷了的“綫” 重新接上

事實上，中美之間以前有溝通對話機制。小布殊（George Bush）政府期間成立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主要聚焦雙邊和全球的戰略性經濟議題，從2006年12月開始到2008年12月結束，每年舉行兩次，共舉行了5次。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期間成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戰略對話與經濟對話同時進行，於2009年7月正式啟動，每年舉行一輪，到2016年，共舉行了8輪。這兩個對話機制為促進中美經貿溝通交流、維護中美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期間，中美在經貿領域的溝通對話主要圍繞美國對華徵收“301”關稅議題而展開，並最終以達成“第一階段協議”而終結。拜登政府執政後，延續了對華的高關稅政策，並在高科技產品領域加大了出口管制力度，中美之間的對話實質上“斷綫”了。

去年11月，習近平與拜登在峇里島會晤達成溝通對話的共識，但受“無人飛艇”事件的負面影響，一直未能“接綫”；最近這3個工作組的成立，標誌着中美之間斷了的“綫”重新“接”上了。

觀察“經濟綫” 謀劃調整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小布殊和奧巴馬時期的中美對話機制，由雙方國家級領導人出場，對話範圍很廣泛，現在的3個工作組，分別由中美雙方的政府部門牽頭，對話的內容更具體細緻，可以看成“一根粗綫”變成了“三根細綫”。這說明，由於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很高，需要討論的事情很多、很具體，必須“沉下去”、“靜下心”，進行深入地溝通，才能化解分歧。

中美“經濟工作組”由中美兩國的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將定期、不定期舉行會議，主要討論兩國財政、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等重大宏觀經濟議題。

在財政領域，美國希望中國多購買美國國債，而中國為避免過多持有美元導致的風險，不願意多持有美國國債。在經濟發展領域，中國希望進口美國的高科技產品，而美國不斷出台出口限制措施，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封鎖。在結構調整領域，中國推動新型工業化，旨在優化產業結構，不僅要提升效率，也會大大減少碳排放，中美雙方也有合作的空間。

觀察中美“經濟綫”對話的主要內容，香港應思考和謀劃自己的產業結構調整。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最高的經濟體之一，2022年香港的服務業佔GDP之比高達93.4%，而製造業在香港本地GDP的佔比僅在1%左右。這種產業結構的最大問題是，一旦遇到外部經濟環境不佳，就會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

特區政府提出推進“新型工業化”，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香港在食品科技、生命健康、綠色科技、半導體研發等領域具有明顯優勢，可以在這些領域發力。推動“新型工業化”有4大關鍵要素：資金、基礎設施、科技和人才。這4大要素當中，基礎設施和人才是香港的“短板”。香港地域狹窄，如何解決“缺地”的問題？比如，加快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推動工業上樓。香港缺少工業生產所需的技術人才，如何解決“缺人”問題？比如，企業總部設在香港，生產綫放在廣東，聘用當地的技術人員。

那麼，中美經濟領域的合作與對話，對於香港調整產業結構會有甚麼影響？值得觀察和思考。

觀察“金融綫” 力爭有所作為

中美“金融工作組”由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級官員牽頭，主要討論貨幣和滙率等相關問題。

中美在金融領域的分歧是巨大的。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收割全世界財富，“天下苦美元久矣！”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元霸權”給中國造成的不利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近年來，在美國不斷透支美元信用的大背景下，許多國家不得不選擇“去美元化”策略。東盟十國提出“本幣結算”，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金磚國家組織從5國擴大到11國後，GDP總量佔全球比重37%，超過西方G7集團，金磚國家組織也在尋求“去美元化”，而中國在“金磚”中發揮着關鍵作用。

雖然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在國際結算中的比重還很小，但美國十分擔心人民幣國際化，中美雙方圍繞“人民幣國際化”，肯定會有很多交鋒。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全球的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約有75%在港進行，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香港的角色很是吃重。香港是僅次於紐約、倫敦的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金融領域人才濟濟。因此，香港應該積極關注“中美金融對話”，為國家維護金融安全、推進人民幣走向世界作出獨特貢獻。

觀察“商業綫” 遏制貿易下滑

中美“商業問題工作組”由中美兩國的商務部牽頭，主要討論貿易、投資和出口管制等問題。

8月28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與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會談時，重點就美國對華301關稅、半導體政策、雙向投資限制、歧視性補貼、制裁中國企業等表達嚴正關切，希望美方將“不尋求與中方脫鈎”的表態落在實處。

可以預見，中美“商業問題工作組”的對話會針鋒相對，但對話總比不對話好，貿易領域的分歧，在對話中有可能得到緩解。

時下，香港的貿易形勢令人憂慮。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7月份香港整體出口按年下降9.1%，連續15個月錄得下降；進口按年下降7.9%，連續13個月錄得下降。

香港貿易下滑的原因很多，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中美“商業問題工作組”就貿易、投資和出口管制等問題進行對話，這為解決分歧提供了契機。如果今後中美貿易能夠止跌回升，對香港是利好消息。當下，香港應該密切關注中美商業對話的情況，並檢視貿易的不足之處，查漏補缺，補齊短板，為下一步貿易止跌回升做好準備。

“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中美關係變暖，尤其是“三個小組”構建起經濟領域的對話機制，對世界經濟釋放出積極訊號，香港應敏銳地意識到這些變化帶來的機遇，主動把握機遇、用好機遇。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及客座教授屠海鳴）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