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美國大選波詭雲譎，充滿不確定性。先是拜登在第一輪電視辯論中明顯表現不佳，特朗普民調占上風，接著槍擊未遂又使大難不死的特朗普瞬間變成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不屈硬漢精神的“英雄”。在各方的巨大壓力下，拜登不得不作出退出大選決定，改為推薦副總統哈里斯為民主黨候選人。而此前一直低調甚至民望並不高的哈里斯似乎不負眾望，很快便支持率上升，且籌款也出現了激增，據其競選團隊的報告，其第一周就籌集了超過2億美元，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首次捐贈者。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支持率卻不升反降，在關鍵獨立群體中的支持率從上周的35%下降到周日的27%。而特朗普指名的副總統人選萬斯雖然在很多方面與其觀點一致，但這一點似乎並非是其加分項，反而因萬斯諷刺哈里斯是“沒孩子的養貓女士”這一不慎發言，引發巨大爭議與批評。然而，美國大選究竟誰能笑到最後，目前誰也無法確定。唯一確定的是，由於特朗普與哈里斯分別所代表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觀點截然不同，無論哪一方當選，對於世界來說都充滿不可預知的變數。

特朗普 圖源：中通社資料圖片

    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直接影響到了世界各國關於未來國際局勢的判斷與應對之策。近期非常明顯的就是東亞各國間的外交互動出現了不同以往的新跡象，尤其是中日韓三國之間明顯加強了相互交流，關係出現緩和。繼2024年5月三國領導人會議之後，中日韓三國又借57屆東盟外長會議的機會，再次加強了溝通與交流，三國關係進一步緩和，引發了世界廣泛關注。

筆者認為，中日韓三國之間加強交流，並出現明顯緩和跡象，不僅符合三國各自和共同的利益，而且對穩定地區甚至國際安全局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三國應該借此良機，繼續把溝通交流與合作進一步向前推進，以期達到更徹底的和解與融合。

關於造成該動向的背後原因與推動要素，筆者認為非單一因素所致，既是國際局勢的變化所致，又系三國各自國內政治經濟的發展形勢使然。當然，從外交層面來說，最大的變數與動因就是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而這導致很多國家尤其是與美國密切相關的美國的盟國不得不提前做兩手準備，以應對不可預測的大選結果所帶來的衝擊。

日韓作為美國在東亞的兩個重要盟國，如果強烈主張美國第一的特朗普再次當選，則兩國所面臨的壓力必將直線上升。而拜登政府上臺後，採取強化與盟友的合作政策，加強了美日韓三方的軍事交流與合作，而日本岸田政府與韓國伊錫悅政府均順應美國要求，採取了對華疏遠甚至制衡、而對美一邊倒的政策，導致中日韓三國之間嫌隙越來越大，不僅使中日關係與中韓關係越來越緊張，而且使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安全局勢越來越嚴峻。同時，在中美競爭勢頭不見減緩的背景下，為了儘量避免被美西方全面圍堵和脫鉤斷鏈，中國外交也在積極作為，努力加強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不斷拓展外交空間。

在東亞，日韓兩國同為中國的重要鄰國，且與中國有密切的合作交流尤其是經貿往來，因此加強與兩國的合作交流、溝通甚至合作，無疑是中國外交的重點之一。此外，與美國國內的嚴重分裂與對立相比，中國一直宣導並堅持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並堅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優先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外交政策更具有連貫性，穩定性與可預測性。在此背景下，中日韓三國為應對美國大選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衝擊，通過溝通與交流，加強合作，未雨綢繆，以通過加強三國合作交流所帶來的確定性，來應對美國大選所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可謂是明智的自然選擇。

7月27日，第14屆東亞峰會外長會在老撾萬象舉行。中國外交部網站圖

中日韓三方之所以可以拋棄前嫌，坦誠交流且相向而行，說明東亞三國雖然對彼此在認知上存在差異，但本質上都不希望自己所在地區國家之間發生嚴重誤判，甚至導致戰爭發生。

自從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以來，日本對中國就存在錯誤認知，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對日本與地區其他國家帶來威脅，宣揚所謂’“中國威脅論”。2022年日本把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2024年的防衛白皮書中更是第一次把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並借機迅速發展軍事實力，甚至發展對敵攻擊能力，不僅令日本國內眾多民眾擔憂國家發展的方向，而且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亞洲國家普遍擔憂日本是否會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再次給亞洲及世界帶來不安和威脅。

然而，特朗普如果再次當選，大概率將會和其第一任期一樣，不斷加大對盟友的施壓，以確保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在此情況下，日本很多有識之士擔憂自己的國家會被美國牽連，捲入不必要的戰爭之中，從而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反對日本岸田政府採取對美一邊倒的失衡外交政策，而採取對華和對美平衡的外交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確保海洋國家日本的貿易繁榮和國家利益。

因此，面對可能的特朗普2.0衝擊，日本岸田政府近來似乎調整了其外交政策，一方面專門派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去會見特朗普，以期保持日本執政黨與政府和特朗普的良好關係，另一方面2023年在三藩市中日元首會晤並重新確認雙方的戰略互惠關係之外，2024年又進一步加強了兩國間的各層級溝通與交流，尤其是召開領導人會議與外長會晤等高級別會議。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雙方對存在的問題並不諱言，反而坦誠提出自己的觀點與訴求，使得對話與交流更具體，具有明確方向性與可操作性。比如，7月26日日本外相上川陽子在老撾首都萬象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談時，就要求立即撤銷針對日本食品的進口限制，而王毅則就排海問題再度要求“確保利益攸關方有效參與、建立長期國際檢測機制”。同時，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上川陽子表示，日方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日中合作領域廣泛，潛力巨大，同時也存在未決問題。日本半導體出口限制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願同中方保持建設性溝通，妥善處理。面對全球和地區衝突挑戰，日方願同中方一道，促進地區穩定繁榮。

同樣，據中國外交部網站介紹，王毅對此表示，當前中日關係處於不進則退的關鍵階段。中國的對日政策始終保持穩定性、連續性。希望日方樹立客觀正確的對華認知，奉行積極理性對華政策。雙方相向而行，維護雙邊關係政治基礎，加強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真正把戰略互惠關係落到實處。

由此可見，雙方交流非常坦誠且積極，可謂相向而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中國外交部網站圖

同樣，中韓交流亦是如此。或者說，由於俄朝之間締結了准軍事同盟關係，使得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韓國安全壓力倍增。在此背景下，韓國認識到中國

在半島局勢中的地位和作用，迫切希望儘快與中國溝通交流，並希望中國在半島問題中發揮重要作用，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事實上，近期以來，不僅是中日關係和中韓關係出現緩解，中印、中菲等雙邊關係也出現了緩和跡象。烏克蘭外長訪華，義大利總理梅洛尼訪華等等，中國外交正在出現越來越積極的成果。

美國大選不確定，促使中日韓三國關係緩和，同時世界各國也在加緊兩手準備，希望通過與華加強溝通交流與合作，以加強對華關係的確定性應對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這不僅是為應對特朗普2.0的未雨綢繆，也是世界秩序重構的新跡象。當然，在看到美國大選不確定性促使中日韓關係緩解的積極一面的同時，也要對中日韓三國關係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有清醒的認識，畢竟日韓兩國由於美國的關係，並非是完全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因此也許非出於自願，但有些方面不得不受制於美國。

對於中國來說，永遠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並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外交理念，以不變應萬變，自然朋友也就越來越多，路越走越寬。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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